蒋韬:除了消极自由,我更强调庄子积极自由的一面

时间:2019-08-29 来源:www.ouchun.net

【导言】

庄子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代逍遥自在、追求自由的典范。但是,人们往往以为庄子的自由是一种追求避世独立的“消极自由”,而忽视了其入世理念。中国的传统中,似乎也更注重个人修行的精神自由,而罕及法律与制度保障的公共自由。

7月21日至22日,在由凤凰网国学与池州市阳明书院联合主办、九华山大觉禅寺承办的“禅与中华文化2019九华山公益论坛”期间,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蒋韬接受了凤凰网国学的专访。在专访中,蒋韬谈到:中国传统里面,庄子虽然有很强的精神自由,但我觉得可以借鉴伯林意义上的自由,把靠个人修行出来的空间,扩大到让大家都分享到的空间,用法律和制度来保障这个空间,这对中国人培养自己的自主性更有好处。

罗格斯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姜伟先生接受凤凰王国学频道专访(摄影/蒲庆龄)

以下为采访实录。

凤凰网国学一般来说,庄子在谈论精神自由。许多艺术家都非常崇尚庄子,但柏林正在谈论政治和法律自由。然后,你说柏林是庄子。挑战,我想知道这些挑战在哪里?

蒋韬柏林对庄子的挑战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政治和法律挑战。的确,庄子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人物。它与其他儒家,墨水,道教和法律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在道教中,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

庄子对中国艺术和精神生活的实践有很多积极的影响。但是,那些生活在山河中的人将以庄子为榜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确实在追求精神自由,但庄子也有加入WTO的概念。他讲述了最着名的故事,垦丁解释了这头牛。

当垦丁解释了这头牛时,他自己也发了言。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就像社会一样。 “绰绰有余”意味着当垦丁解决了这头牛时,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训练了他的技能。当刀子运转时,它不会碰到奶牛的关节。牛解决后,刀与新刀相同。他正在谈论一个别人无法看到的个人练习空间。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潜在的社会自由,而这种潜力在中国传统中还不够发达。当垦丁刚开始解决这头牛的时候,它的切割也很严重,所以刀也被损坏了。如果一个人开始对社会一无所知,他将遭受各种伤害。他将慢慢了解世界,他知道如何处理事物,他将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通过柏林对庄子的批评,我相信如果庄子的个人练习空间可以扩展到公共空间,而这个空间并不完全依靠一个人的高度练习来展示,即使没有高度的练习,它不是很有能力。他也应该能够享受所谓的公共空间。法律保证这是一种系统自由,即柏林意义上的政治自由。

在中国传统中,虽然庄子有很强的精神自由,但我觉得我可以从柏林的自由中学习,并将自己可以培养的空间扩展到每个人都能分享的空间,并运用法律和制度来保护它。这个空间更有利于中国人培养自主权。我从这个角度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凤凰网国学你的观点意味着可能需要重建政治哲学,这意味着必须保护整个国家免受系统和各个层面的影响。我认为这可能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很大关系。我不知道你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吗?

蒋韬:因为自由在思想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在西方思想史上,它是一个非常中心的观点。西方也在说自由与正义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冲突。如果政治的第一原则是正义,那么如何理解正义,如均衡分配,平等机会,如果要重新分配,就会影响个人的自由。如果你想实现社会公平,它也可能会干扰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如果你只是强调个人自由,那么正义的概念就会受到挑战。

如果我们强调这一方面,我们的传统将更加丰富,而不仅仅是一方。因为传统本身也很复杂。当我们做研究时,我们会欣赏它的复杂性。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我们不需要从外面采取任何措施。我们也有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我们可以发展。

凤凰网国学:对于文明的评价,普通学者认为中国文明非常早熟,因为中国首先建立了君主制。在君主制时代,庄子的自由精神无法发展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当然,也有皇帝渠道教学,但有些人相信炼金术和修炼,他想永远活着。然后,庄子的自由精神局限于个体的内在精神世界,而不是政治制度。这也与中华文明的进步有关吗?

蒋韬:是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现代西方学者提出了所谓的轴心文明,古希腊,古犹太,古印度和中国古代,所谓的四轴文化。他们在公元前800年至300年间经历了大约500年的戏剧性文化转型。许多后来的文化变迁都是以轴心文化的转变为基础的,轴心文化对现代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孔子,老子,庄子,墨子,中国的韩非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奥达尼斯的圣人,古代犹太人的先知《圣经旧约》,苏格拉底,柏拉图,古希腊多德的阿里斯托等等。这些文明在这五百年里有了巨大的飞跃和超越。但中国的跳跃与其他轴心文明并不相同。中国似乎有更多的连续性,其他文明的跳跃似乎更加激烈。孔子想要恢复古老的传统,这种思想似乎更加保守。但事实上,孔子有自己的创新方面。虽然他认为自己不说话,但他的创造力仍然很棒。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创始人,他对未来一代没有影响力。

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早熟,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早熟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它。如果我们定义它,从战国到秦朝,从商朝到商代,中国的国家机器发展很快,特别是国家机器的官僚化,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在那之前,状态机没有像这样组织。秦政治改革开始,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国家机器的运作完全由法律规范。每个官僚都是由国王任命的,官僚机构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他的立场。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非常重要。

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国家机器发展很快,甚至早熟,法律发展相对滞后。但为什么法律的发展较弱?有观点认为,在西方或印度,犹太人的宗教势力很强,宗教在那些独立于政治的文化中有一种存在。最明显的例子是天主教,它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和一套独立于政府的管理机构。教会受其自身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逐渐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它们代表了上帝的旨意并涉及政治。这是因为教会有独立于政府的哲学和制度,所以法律也独立于政府,这对于西方法治概念的发展非常重要。

中国历史并没有以这种方式发展。中国的国家机器发展迅速,但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组织或机构独立于国家机器。这对中国法制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不同。

在西方,法律高于一切。事实上,它带来了一种上帝超越一切的哲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并不存在。国王高于一切。国王控制着一切,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虽然官僚制度涉及实际操作,但王不太可能得到一切。

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因为中国的国家机关和机关发展迅速。与西方相比,中国政治历史的发展轨迹是截然不同的。

凤凰网国学:中国的个人主义非常不发达。如果您将Z ZI的个人自由空间带入公共空间,可能需要将其与杨珠合并。我们都相信杨朱是最早的个人主义者。所以你怎么看?

蒋韬:从历史上看,杨竺的误解很大,但问题是我们没有杨朱传下来的独立文本。他留下的东西是用其他材料建造的。如果杨朱自己的文字没有传下来,我们只能通过第三方资料的记录来猜测杨竺的思想。问题非常严重。因为第三方经常选择他想要批评的东西,说杨珠说的话,然后批评他不对。这不是研究杨竺自己思想的一种非常可靠的方法。因此,这项研究对杨祝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虽然我们对杨竺的理解虽然受到数据的限制,但在研究先秦史和思想史时,却会发现杨竺对先秦思想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各种历史记录或从现在开始传下来的各种学校的数据中看到。《庄子》杨竺的思想实际上有很多元素。他们都强调个人是至高无上的,应该保护自己。

凤凰网国学:蒋老师,秦晖教授对庄子的批评非常严厉。他的观点是,在庄子时代,它已经处于中央集权制的崛起之中,个人受到王权的极大压迫。接下来,你必须用一个别致的手势来面对它,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取的。你怎么看?

蒋韬:在某种程度上,我对此观点表示同情。从庄子的思想中有一种所谓的被动逃脱。但正如我先前所说,他对WTO也有积极的一面。他对许多主流思想有许多批评(儒家思想是当时先秦思想的主流),他的批评也很尖锐。他认为过分强调道德和道德会伤害我们的人性。特别是,有时对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会使人们成名,破坏人类的本性,并造成一些不可预见的后果。这反映在老子的思想中。

然而,当我们评论一个人时,如果我们只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评论,我们往往会有一种不择手段和自以为是的态度。庄子对此非常敏感。他认为,很多人只是在道德制高点中评判人,对人的伤害是巨大的。他很保守。

我们不必指望庄子谈论任何事情。我们不需要从庄子找到任何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还有墨子,老子和其他家庭。我们可以提取我们想要开发的东西。

从历史上看,文本本身《庄子》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庄子在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庄子》还分为内篇文章,外篇文章,杂项文章,谁写到底?也许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是当时许多人的思想和想法的记录。这些问题经常在学术界争论不休。

凤凰网国学:我觉得中国人自然能够在儒家和道教中自由地画画。有许多文化精英,包括学者 - 官员。当他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他们是儒家,但一旦官方不情愿或被击中,他就回到了道教。我记得在当代时代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当李慎芝先生说他感到沮丧时,他依靠阅读《庄子》并摆脱了他个人的心理困境。他觉得在他面前没有什么困难。他过去会没事的。刘沙河先生还说,当他受苦时,他还通过阅读《庄子》幸存了最困难的时期。

你强调的是庄子更积极的一面。我们传统上强调消极方面。当消极方面变为积极方面时,我认为似乎有很多事情需要交叉。我不知道你对这些方面的看法?

蒋韬:这就是我从柏林的角度谈论庄子的原因,正如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一样。所谓的消极自由是一种不受社会和他人干扰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因为一个人做过任何事情而得胜,而是在一个社会中,只要没有侵犯他人的利益,就没有法律,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干涉和生活。自由。这在庄子的思想中非常突出。这是庄子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传统上,庄子的解释也强调了这一点,即所谓的消极自由。

为什么我认为这与柏林的自由概念有交集?柏林也强调消极自由,但消极自由必须有积极的一面保护,也就是说,消极自由的行使需要一套机制和制度保障,这种保障机制需要积极建立。如果总是有来自他人或社会的干预,一个人将依赖负面因素,他自己的空间将变得越来越小。如果有一个需要保护的系统,我们可以在个人空间或有限的公共空间中行使自由。无论我在个人空间做什么,只要我不违法,没有其他人有权干涉。但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也存在冲突。过度的积极自由可能会破坏消极自由。柏林认为,两者之间的矛盾最终是不可调和的。

庄子的消极自由非常强烈,所以我想强调他积极自由的思想。由于消极的自由,许多学者都在谈论它,而积极的自由并没有被注意到。他的积极自由概念在垦丁解决牛群的故事中得到了解释。我这样做,我想稍微纠正庄子思想在学术界的过分强调自由元素。

因为人有两面,我们并不总是积极的或总是消极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世界贸易组织总会有一面,并且会有一个世界。一方面,我们积极投资各项事业,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喜欢在自己的空间与家人和朋友一起享受生活。有时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冲突,但从我们的个人生活来看,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也是一种自然现象。

凤凰网国学:西方学者评价了东方三位伟大的圣徒。它们是:孔子,老子和六祖惠能,它们只是三种儒家和道家。你最喜欢哪一个?包含影响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蒋韬:这真的很难选择。可能在生活的每个阶段,我喜欢的人都会有所不同。我更喜欢庄子的道教,因为我年轻时更渴望追求各种自由。因为我年轻,我喜欢放纵自己,我更喜欢庄子的自由。但是,当年龄稍大一点时,如果你想加入WTO,那么庄子似乎还不够。你需要孔子和儒家的事物,学会做事,怎样做人,如何处理各种关系,如何调整各种机构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我会发现我曾经认为孔子的思想有很多限制,而且我有太多的控制权。但现在我发现他确实有很多见解并且感觉非常有用。六位祖先慧能,因为我自己在研究佛教,六位祖先对事物的见解,以及禅宗历史的影响,我当然佩服它。因此,它取决于什么样的心态,在哪个阶段,有时候有个人偏好的因素,有时它是学术性的,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偏好。

凤凰网国学:你刚才提到佛教,佛陀是真正的自由,佛教中的真正自由,以及你所说的柏林自由,你能否建立一定程度的联系?

蒋韬:是的,我也这么认为。佛教的自由主要是在庄子意义上,依靠个人的实践来启迪,特别是在早期佛教中,佛陀自己实践和实现,并实现了精神自由。佛陀传承了几十年,最后是涅,超越了轮回的三个领域。后来,大乘佛教更广泛地传播了涅and和精神自由的概念。大乘意味着菩萨为普渡建造了一艘大船。这一次不仅仅是个人解放的问题,而是一般公众的释放。也就是说,一个人根本无法获得自由。自由是所有众生都被释放,或者他们无法被释放。这是菩萨的愿望,它是后来的发展。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展方向。

(访谈|凤凰王竹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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